崔战杰丨凌 霄 花 语

来源: 香港卫视河南新闻中心 2019-06-16 17:48:37



凌霄花语


崔战杰

撞柳扶松非孤标,

攀援向上花凌霄。

借气生根平地起,

志存高远绽红娇。

金钟倒挂醉斜阳,

嗽叭簇拥吹诗萧。

院墙藤下听蝉鸣,

人生无处不逍遥。

 
~~2019年6月16日父亲节写于老家凌霄花树下,祝天下所有父母幸福安康!
 

父亲节

崔战杰

夸父追日忙,

一生敢担当。

瘁尽化崇岭,

挺起山脊梁。

守护母亲河,

福佑子孙长。

宏恩不言报,

心祭三炷香。



父亲节,顾名思义是感恩父亲的节日。约始于二十世纪初,起源于美国,现已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,节日日期因地域而存在差异。最广泛的日期在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,世界上有52个国家和地区是在这一天过父亲节。节日里有各种的庆祝方式,大部分都与赠送礼物、家族聚餐或活动有关。
 
 

我国官方还没有设立正式的父亲节,但各地民众习惯上使用6月第三个星期日当做父亲节。中国台湾父亲节是8月8日,又称为”八八节”。这是因为”八八”和爸爸音相近,而且”八八”两字连缀起来,又好像一个”父”字。
 

 
节日起源

世界上的第一个父亲节,1910年诞生在美国。

1909年,华盛顿一位叫布鲁斯-多德的夫人,在庆贺母亲节的时候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:既然有母亲节,为什么不能有父亲节呢?
 
 

多德夫人和她的5个弟弟早年丧母,他们由慈爱的父亲一手养大的。许多年过去了,姐弟6人每逢父亲的生辰忌日,总会回想起父亲含辛茹苦养家的情景。

在拉斯马斯博士的支持下,她提笔给州政府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,呼吁建立父亲节,并建议将节日定在6月5日她父亲生日这天。州政府采纳了她的建议,仓促间将父亲节定为16日,即1909年6月第3个星期日。

翌年,多德夫人所在的斯波堪市正式庆祝这一节日,市长宣布了父亲节的文告,定这天为全州纪念日。以后,其他州也庆父亲节。
 

 
在父亲节这天,人们选择特定的鲜花来表示对父亲的敬意。人们采纳了多德夫人的建议,佩戴红玫瑰向健在的父亲们表示爱戴,佩戴白玫瑰对故去的父亲表示悼念。

后来在温哥华,人们选择了佩戴白丁香,宾夕法尼亚人为了使父亲节规范化,各方面强烈呼吁议会承认这个节日。1972年,尼克松总统正式签署了建立父亲节的议会决议。这个节日终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,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


 
节日花朵
石斛兰

由于石斛兰具有秉性刚强、祥和可亲的气质,有许多国家把它作为每年6月19日的“父亲节之花。”在国外,石斛兰的花语为“欢迎你,亲爱的。”

父亲节送石斛兰,这是父亲之花,表示坚毅、勇敢;石斛的花语是:欢迎、祝福、纯洁、吉祥、幸福。黄色的石斛兰是在父亲节或父亲的生日时赠送父亲的花,寓意父亲的刚毅、亲切而威严,表达对父亲的敬意。


 
向日葵配剑叶

花语: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阔的是您的心胸,您额上的皱纹记载着坎坷,您的一生就是一首瑰丽的诗。

康乃馨

黄色康乃馨,象征慈祥、温馨、真挚,不求代价、永不褪色的爱。
 


 

名人怎样做父亲

除了鲁迅,还有钱基博、梁启超、梁漱溟、胡适、丰子恺等一众学者、作家、画家,在怎样做父亲这一方面,各自呈现出了独特气象,使得“父亲”在言传身教之时洋溢出一种自然吸引人注意的力量。

 

1930年,鲁迅与周海婴
 
鲁迅:用报纸打屁股

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,即周海婴。儿子出生时,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,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,他果断回答:“留大人。”结果母子平安。

鲁迅与周海婴一起生活了七年,称其为“小红象”,因为在信中鲁迅称许广平为“小白象”,周海婴刚生下来时皮肤红红的,所以叫“小红象”。

 
1930年,鲁迅与周海婴

在儿子成长过程中,鲁迅基本按照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的思想来实行,让他“完全的解放”,其中又说:“我现在心以为然的,便只是爱。”据周海婴所著《鲁迅与我七十年》介绍,鲁迅的教育方式是“顺其自然,极力不多给他打击,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,除非在极不能容忍,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”。

有一天,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,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。后来,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:“打起来,声音虽然响,却不痛的。”这足以显示出父爱来了。
 
 
1930年,周海婴

1936年10月19日,鲁迅去世,次日,天津《大公报》发表了他的遗嘱,其中第五条写道:“孩子长大,倘无才能,可寻点小事情过活,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

周海婴正是这样做的,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核物理系,成为无线电专家,一生“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”。

 
钱基博与钱钟书
 
钱基博:做仁人君子比做名士要紧

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,是学者、作家钱钟书的父亲。据说,钱钟书周岁时“抓周”,小手没有抓玩具,没有抓糖果,没有抓铜钱,而是抓起了一本书,钱基博自己喜好读书,“于车尘马足间,也总手执一卷”,因而喜出望外,取其名为“钟书”。

钱钟书出生后出嗣给伯父钱基成,伯父上午带他上茶馆、听说书,四处闲走,下午才授课,钟书玩得开心。1920年,伯父去世后,由钱基博直接进行教育,钱钟书慢慢开始潜心读书。

 
钱基博

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,钱钟书十六岁时,还曾被痛打一顿。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,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,寒假没回无锡,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,没有温习课本,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。

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,钱钟书过不了关,于是挨了打。此后,他才真正奋发读书,为日后治学打下了“童子功”。
钱钟书、杨绛和女儿

1929年,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,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。一封信中说,“做一仁人君子,比做一名士尤切要”,随后一封信则表示:“现在外间物论,谓汝文章胜我,学问过我,我固心喜;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,我尤心慰。”希望钱钟书能“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,我望汝为诸葛公、陶渊明;不喜汝为胡适之、徐志摩。”

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,埋首国学,他这样告诫钱钟书,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。“用我们今天的话,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。”在《家世》一书中,学者余世存写道。

 
梁启超与长子梁思成(左一)、三子梁思忠、长女梁思顺,摄于东京。
 
梁启超:求学问不是求文凭

梁启超有九个子女,在他的教育、引导下,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,甚至还产生了“一门三院士”的佳话。这“三院士”是建筑学家梁思成、考古学家梁思永、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。另外,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,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,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。

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,是全方位的,不仅在求学,在为人处世,甚至理财、时政等诸多方面,皆以平和、平等的态度展开。阅读《梁启超家书》,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。

 
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

写信时,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。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,他写道:“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,对于你们的爱情,十二分热烈。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,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,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。”

在求学这一方面,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,而是强调打好基础,掌握好“火候”。他对梁思庄说:“未能立进大学,这有什么要紧,‘求学问不是求文凭’,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。”并教孩子们求学问、做学问的方法——“总要‘猛火炖’和‘慢火炖’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”。

同时,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。1923年,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:“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,只要在自己责任内,尽自己力量做去,便是第一等人物。”当然,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,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、儿媳。

 
胡适全家,胡适(右一)、江冬秀、长子胡祖望(左一)、次子胡思杜。
 
胡适:平时不亲热,只知责怪

1908年9月,胡适尚就读于上海中国新公学,他发表了《论家庭教育》一文,在文中,强调“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”。

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,女儿五岁时夭折,长子胡祖望、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,胡适忙于公务,无暇顾及。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,但仅读了几年私塾,又酷爱打牌,对于孩子的管教,少投入精力,多有责怪,不甚得法。

 
胡适一家

在家庭教育中,胡适虽然倡导“独立、合群、重学”,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。1929年,胡适给胡祖望写信,希望锻炼他过独立、合群、用功读书的生活,其中说:“功课及格,那算什么?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,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。功课要考最优等,品行要列最优等,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,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。”

这时,胡祖望十岁,离开父母,独自在外上学,父亲如此高的期望,恐怕只会感到“压力山大”。次年,胡适即大失所望,接到学校发来的“成绩欠佳”的报告单,怒道:“你的成绩有八个'4',这是最坏的成绩。你不觉得可耻吗?你自己看看这表。”

 
胡适与江东秀

最终,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,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;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,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。晚年,胡适对秘书说:“娶太太,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;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,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,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。母亲有耐心,孩子没有教不好的;孩子教不好,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。”可谓沉痛之语,意味深长。

在给江冬秀的信中,胡适亦自我反省道:“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。平时不同他们亲热,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,习气不好。祖望你交给我,不要骂他,要同他做朋友。”

 
丰子恺长女丰陈宝的女儿杨朝婴、儿子杨子耘在上海日月楼观看外公画画,摄于1963年。

丰子恺:反对培养“小大人”

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,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,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“小大人”,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《小大人》,缘起是他曾看见: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,戴上小铜盆帽,教他学父亲走路;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,在脸上涂脂抹粉,教她学母亲一样。在丰子恺眼中,这样的“小大人”简直是“畸形发育的怪人”。
 
丰子恺和徐力民新婚时在上海留影1919

在生活中,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“无聊”,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,抱孩子,喂孩子吃饭,唱小曲逗孩子,画画引孩子笑,和孩子们特别亲近。有一次,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,“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”,到家时,却熟睡在父亲肩头,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。

丰子恺在《给我的孩子们》一文中感叹:“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、自然与热情!大人间的所谓‘沉默’、‘含蓄’、‘深刻’的美德,比起你来,全是不自然的、病的、伪的!”

 
童年丰子恺与姑母丰黹红合影

接受采访时,丰家“老六”丰一吟说:“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,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,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,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。”

丰一吟读完初一,“不想读了”,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,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,在学校,别人学绘画,她逃课去学唱京剧,“父亲没有怪我,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”。

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,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。1947年,他步入知天命之年,与子女“约法”,强调最多的便是“独立”,其中一条写道:“大学毕业后,子女各自独立生活,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,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。”

同时,子女独立后,要与父母分居,“双方同意而同居者,皆属邻谊性质,绝非义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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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亦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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